社区警务工作关系对象大多数是城区居民，住在城市的生活小区。农村警务的工作关系对象大多是农村村民，住在乡村，地点不同，工作对象的性质关系关系与身份属性也不同。中国数千年社会都是以农业社会的农村居民为主，主流文化是农业文明。在农业型社会，社会中的人主要职业是农民，农业细类比较简单，一般分为农林牧渔四大项。数千年来，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一般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民的需求、心理诉求比较好把握。比如什么“小富即安”,“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农民起义的口号：“等富贵，均贫富”，水浒中梁山好汉李逵的理想：“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农家秀才读书郎的志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等。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不断推进，无论是从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大力推进城市建设，提高国家的整体城市化水平，大型城市、超大型城市不断涌现，中小城镇建设也方兴未艾，各地高楼林立。但是从更本质的层面上来看，辽阔的华夏大地从根子上所浸润的是一种散落的农业文明。城市的出现，是一种高度集中的非农业社会运动，因此是这块土地的反叛物.这种本质对立，是城市命中注定，曾遇到很多麻烦。从一时一地看，城市远比农村优越，但从更广阔的视野上看中国的农村要强大得多。农村警务工作我们做了几十年，无论是派出所还是具体的管片民警对农业聚居人口的管理工作都比较熟悉，积累了很多成熟的做法，比如依靠村委会、治保会，堡垒户，或者直接深入到农业人口家中做入户调查，我们都得心应手，主要还是对农村居民的心理把握比较好，传统的农业文明折射的农业心理，无论是对于我们警察，还是对于农村村民，在我们每个人心理都有着深深的血脉，在中国，很少有进城市连续生活三代以上的居民，即使有，他们在农村也有七大姑八大姨，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关联，农村人什么样，农村人想什么，即使不去农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城里人也一清二楚，前些年是一心要“农转非”，现在是想在城市找份工作，买个房子，最好是学区房，换一换头脸，咱也当一次城里人。
但是，从中国古代的城市来看，城市发育与成长壮大并不成功。中国城里人的整体城市心理、城市文明、城市意识一直没有好好地生根发芽。 例如城市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但又必须吸纳大量的农产品。它离不开农村，而农村却又未必需要它。一座发育健全的都市，需要有自己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它也就有了存在于世的充分理由。农村也离不开它了。但在中国古代城市里，手工业一直得不到长足的发展，有一点也与农村里的小作坊差不了多少。商业更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的歧视，从商的赚了钱，不干别的事，或者捐官儿或者买地。仍然支付给官僚农业文明，而并不给商业本身带来多少积累。因此中国的城市，可说是一种难以为人自立的存在，很难对农村保持长久的优势。红楼梦中的农妇刘姥姥进几趟城，逛几趟大观园，歆羡万状，但贾府的财政来源，一是靠靠田庄盘剥佃农的地租，二是靠朝廷当政者给的赏赐和贾政当官的俸禄，朝廷赏赐一下，不仅极不可靠，而且入不敷出，贾政的工资收入有限，主要还是靠田庄地租以及放高利贷。让田庄地租以及放高利贷支撑这么大个场面，毕竟难乎其难，政治靠山一动摇，只得全盘散架。城市里地位显赫，广有田庄的公侯尚且如此，整个城市中下阶层的脆弱性也可想而知。最后，连广揽利权、炙手可热的凤姐的女儿巧姐，在家门败落后也只得靠乡下人刘姥姥来救助。中国城市的寄生性从反面助长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简单农业思维。在农民眼中，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拥有财富的人，大抵是不劳而获，是不义之人。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对城市都是极大地破坏，据说项羽火烧阿房宫，唐朝时的长安是世界性大都市，起义军攻城，就是有点定期的把自己直接生产的财富抢回来，农民起义军认为，在乡间打家劫舍是盗贼行径，而攻陷城池则是大快人心的壮举。城市本身的不健全，加上辽阔的农村对他的心理对抗。它也就变得更加没有自信。
农村人对城里人的偏见根深蒂固，许多城里人都是从乡间来的.思想方式还是植根于农村大地。比如唐李绅《悯农》诗中中：“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还有水浒传里面的智劫生辰纲那一段，乔装打扮成跳桶酒贩子的白日鼠白胜唱的“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小学语文课本收录得宋代张俞的那首绝句：”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按照这首诗的逻辑，只有让养蚕人穿着变身渐多，种田人独享一切农产品才算合理。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是一种极其正常的城市逻辑，一点不值得惊异。但让农村眼光的人看来，其中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反应，竟然是泪满襟。首句昨日入城市，非常确实的点名的诗作者与城市的对立情绪，很有文化研究的价值。诗中所传达的乡下人，冷眼看城市的心态，变成了中国的习惯心态。连城市的普通生活形态，也受到如此的抗拒和谴责，当然更谈不上对城市心理规则的认可和弘扬了。
农村心里好把握，在农业社会里，人们都归之于千篇一律的生产命题，因此虽然分散，却思维同一。
城市文明为什么难于建立，为什么难于凝聚共识呢？因为，城市正相反，大家楼门相对，近在咫尺，却生态各异，紧密汇聚却纷纭多元。这种多元汇聚，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生活需要，使城市生活变得琳琅满目。这种多元汇聚还会造成不同信息的快速沟通，是城市人成为视野开阔，思维敏捷，选择机会繁多的一群。这种多元汇聚，更形成一种价值比照，是城市人对生活的质量，人生的取向，社会的走势，政局的安危，产生一种远远高于农村流散状态的比较和判断。这样一来，城市人成了中国社会中十分违背传统教化原则的人文群落，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对上层统治者、具体管理者来说，都觉得不好对付。中国历史上的城市意识，也几乎成了异端邪说，尤其是到了中国近现代，列强的炮舰和西方文明同时进入沿海大都市之后，在中国本来发育不健全的城市意识里，又自然而然地融化进国际化价值参照坐标和现代商业原则。这更是筋强骨壮的中国农业文明所难以容忍的了。两种文明的搏斗，从上世纪延续到本世纪，越演越烈，城市文明成长的十分艰难而又十分顽强，而农业文明的围剿和反击则更加厉害。
现在中国城市社区里面，拆开花坛开地种菜的，经常随处可见。这些进城居民仍企图疏散城市元气，进行非城市化运动，或者按照农村的村落，重新组织城市的居民社区，出现了大量城市里的乡村。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让城市居民和工厂成批地下放到农村，把城市一点点剥蚀，这种非城市化运动达到高潮。上山下乡这一运动使广大知识青年遭受的精神蹂躏现在已经人所共知。但更为可怕的是,它直接指向城市的消亡.而新时期的一个突出标志，恰恰正是各个城市的自我强固。同时又在中国广大农村中渐渐渗入某种城市生态和城市意识的元素,使城市的张力有可能来滋润万里山川。
城市,终究是中国现代化的落脚点，社区警务工作，终究要陪伴中国的整个城市化进程，从城市人居工程的建造，到城市人文社区的营造。对于出现的困难和挫折，我们不能悲观消极，但是我们又不能盲目乐观，现代城市意识在中国的崛起和普及殊非易事。有许多方面我们还需要从启蒙开始，城市的一派欣欣向荣，并不等于城市秩序的形成，并不等于城市文明的建立。城市文明，以密集的人群为前提,因此必须呈现出一种立体构架。一层一层地分列出 社会文化价值等级,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有秩序的操作.没有这个构架,人群的密集会产生反面效应.这是我们以往经常看到的事实。在乱哄哄的拥挤中，哪怕是一句没有来由的流言，也会翻卷成一种情绪激潮.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中国近代以来,一切人为的大灾难几乎都产生于城市,便是这个道理。没有社区警务的管理框架，那些搬弄是非、企图兴风作浪的敌对分子就会在人群中如鱼得水，鱼目混珠，而城市的优良元素、优秀分子、城市灵魂就会陷身于市井盲流、无赖痞子，混社会的外来冒险家，赌徒、暴发户的重重包围之中，被一片喧嚣所淹没，无法弘扬正能量，无法展现自身优势。所以说，没有切实可行的社区警务管理框架，他们是脆弱的，我们的城市是脆弱的。
社区警务生态的建立，依托的是一座城市的行为法则和思维默契，以及深入内心的城市意识。三点必须井然有序，就像井然有序的城市交通网络和排水系统。今天我们还无法对城市文明作出高层面的把持和阐述，而多数成功的社区警务更是以农村和小镇为表现基点。因此，现在我们搞了十几年的中国城市社区警务，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城市天生的脆弱性。因此我们说中国的城市社区警务工作，还在慢慢的盘根生长。城市社区警务还有随时被消蚀、弱化的可能。
作为一名老社区民警，每天新兴社区无数生命散发出的蓬勃热能，熙熙攘攘的人流，匆匆忙忙的脚步，以及小区里那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张张面孔。警务室门前或者小区里相互道一声早安，然后让小区把自己裹挟进去，身心彻底融入其中。我们到社区开展警务工作，我们首先要热爱社区，如果没有对对城市社区警务的热爱，就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城市社区警务的艰难。城市社区中暗处弥散的反面的、邪恶的东西是一种经过集中加温发酵，然后又进行了一番升级演化的罪恶，因而常常比山野乡村间的恶行更让人反胃。对此若没有清醒冷静的认识，对城市社区中的“恶”就难于控制全局，社区警务的工作本质，就是正义、法律、公正对笼罩城市街衢一切“恶”的战斗。
我们的城市社区警务工作，尽管无法从根本上消灭罪恶，但是依然能削蚀它，瓦解它。把城市社区建设成文明、和谐、温馨的人居绿洲，我们到社区开展工作，迈稳我们城市社区警务的步伐，每天走向城市人群的大拥挤和大热闹，这便是一种基于城市发展的社区警务工作，也是一门社区警务学。
2017年元月5日
